在梁山聚义进程之中，柴进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独特作用。他出身显贵，乃前朝皇族，原本不在江湖，可他偏偏心向江湖、仗义助人，柴家庄园成为宋江、林冲、武松、杜迁、石勇等好汉上梁山前的中转站。在《水浒传》中，称柴进收留宋江一幕为“柴进留宾”。事实上，柴进历次收留好汉的义举可统称为“柴进留宾”。
众好汉落草前大多身负官司，柴进收留犯罪之人恐有重大法律风险，但柴进不以为意，事实上也未见官府追究其留宾之举。宋江杀惜后躲进柴家庄，柴进称：“兄长放心！便杀了朝廷的命官，劫了府库的财物，柴进也敢藏在庄里。”柴进为何如此有底气，柴进安然留宾是于法有据还是小说家言，个中缘由值得探究。
柴进留宾构成犯罪吗？
用今日眼光观之，柴进明知宋江等人犯罪仍为其提供藏匿场所、财物并帮助其逃匿，构成窝藏类犯罪。传统刑法是否有类似规定？若有，柴进构成何罪？
揆诸于史，《宋刑统·捕亡》载有“知情藏匿罪人”一条，律文规定：“诸知情藏匿罪人，若过致资给，谓事发被追及亡叛之类。令得隐避者，各减罪人罪一等。”可见，若行为人知情后仍藏匿或资给“事发被追”或“亡叛”罪犯，便构成本罪。“事发被追”即逃亡者所犯之罪已被有司察明，官府正采取缉拿措施。以宋江为例，宋江杀惜后，知县命朱仝、雷横二人追捕，属于“事发被追”。柴进明知宋江犯罪事发，还给予衣食住处，符合“知情藏匿”与“过致资给”情形。
同时，柴进行为不属于亲亲相隐等窝藏类犯罪免责事由。宋律规定：“诸同居，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、外孙，若孙之妇、夫之兄弟及兄弟妻，有罪相为隐；部曲、奴婢为主隐，皆勿论。”据此，若被隐匿者属于律文所定的亲属，或者仆从隐匿主人，则隐匿者不构成犯罪。显然，柴、宋二人只是意气相投，既无血缘之亲，更无主仆名分。可见，即便依照宋律，柴进的窝藏行为仍构成“知情藏匿罪人”一罪。
柴进身份有何特权？
前文所说，“柴进留宾”属于犯罪行为，理应惩罚。但柴进对他的窝藏行为不仅不以为意，还夸口道：“兄长放心，遮莫做下十恶大罪，既到敝庄，但不用忧心。”据考，“遮莫”在唐宋间为纵予连词，意为“即使”或“纵使”。那么，是何原因使得柴进有庇护犯“十恶”之人的底气？显然，其尊贵身份是理由之一。正如宋清介绍柴进时称：“传说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名字，说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。”这重身份使柴进在法律上有一定特权。
传统中国，有八类人享有法律特权，统称“八议”制度。据《宋刑统·名例》规定：“皆条录所犯应死之坐及录亲、故、贤、能、功、勤、宾、贵等应议之状，先奏请议。”其中，“宾”即前朝宗亲，也就是柴进法律上的特权身份所在。
据宋律，具有“八议”身份者，犯死罪者需“先奏请议”，司法机关不得擅自处理；犯流罪以下，均减一等论罪。唯一的例外是，若犯“十恶”者，须照常处理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宋代对“八议”者犯罪大多减轻处罚，据《宋史》所载，太宗淳化二年，监察御史王淮受贿，本应处斩，因其属“议贵”之列，最终只被判处“杖于室内”。由此可见，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来看，柴进“宾”的身份确实可以使其减轻处罚，但并非免罪。
丹书铁券有何效力？
既然仅凭“宾”的身份只能使柴进减轻处罚，而不是免罪。那么，还有什么因素使其如此自信呢？笔者认为，丹书铁券可能是另一重要原因。
在《水浒传》第五十二回中，柴进被殷天赐欺辱时道：“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着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”可见，柴家有象征特权的丹书铁券。丹书铁券是何物，在法律上有何种效力？丹书铁券最早见于《汉书·高帝纪》，其文曰：“又与功臣剖符作誓，丹书铁契，金匮石室，藏之宗庙。”可见，丹书铁券记载着君臣誓言，具有信诺性质。
为彰显誓言的坚定，更为了使信物长久保存，刘邦始以铸铁为其载体，即为铁券。铁券上文字多用朱砂填充，即称丹书。就其法律效力而言，早期铁券主要是封侯凭证。如《后汉书》载：“昔高祖大圣，深见远虑，班爵割地，与下分功，著录勋臣，颂其德美……丹书铁券，传于无穷。”
后来，铁劵逐渐演变出免罪的法律特权属性。唐赐吴越王钱镠的铁券便刻有“卿恕九死，子孙三死，或犯常刑，有司不得加责”（《辍耕录》）。可见，铁券持有者可以免死。
至宋，铁券仅在宋初平叛、削藩时颁赐，此后即被废止。据《演繁露·铁券》记载：“功臣皆赐铁券，藏名太庙，画像凌烟阁……今世遂无其制，亦古事之缺者也。”南宋名儒胡寅评论：“铁券许之以不死也，人臣有死罪，安得不死……是故有功则赏，有罪则刑，尧舜三王不易之道，何以铁券为！”（《致堂读史管见·卷23》）可见，后世宋人对铁券制度并不认可，其意识中本朝亦无铁券制度。
事实上，有宋一代，有迹可循的铁券颁布情况并不多见，铁券特权效力也不明显。例如，南宋建炎间苗傅、刘正彦虽“得所赐铁券”，但仍被韩世忠“磔于建康市”。（《宋史·卷475》）既然苗、刘二人持当朝所赐铁券而未能免死，我们可以推知，仅有前朝丹书铁券的柴进，更难免罪。
柴进该处何种刑罚？
前文所述，“柴进留宾”依法构成犯罪，“宾”的身份与丹书铁劵也难以达到免罪免罚效果。那么，柴进依法该处何种刑罚？
我们知道，北宋于常法之外立“窝藏重法”，部分窝藏犯由此刑事特别法规制。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·卷344》载，宋仁宗于嘉祐六年“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。”贼，即“杀人不忌”，也就是宋江之类的杀人犯。囊橐之家，即柴进之类窝藏盗贼的窝主。初时的“窝藏重法”仅适用于开封府。至英宗时，“窝藏重法”的适用范围由京畿扩大至京东、河北部分州县。柴进所处的沧州隶属于此。
就其处罚而言，神宗朝对“窝藏重法”的刑罚有详尽规定。其颁布的《盗贼重法》规定：“囊橐之家，劫盗死罪情重者斩，余皆配远恶地，籍其家资之半为赏。”（《文献通考》卷167《刑考六》）据此，窝藏犯死罪者的，处斩；其余情形都刺配边远之地，并罚没窝藏者半数家产。《盗贼重法》规定的刑罚十分严厉。那么，柴进的窝藏行为是否以此法判罚？
据载，宋徽宗于大观元年（1107年）大赦中宣布“罢重法”，宣告“窝藏重法”的终结。若以《水浒传》所据时代背景——北宋宣和年间（1119年—1125年）言之，“窝藏重法”并不适用于柴进的窝藏行为。柴进窝藏行为仍应照《宋刑统》“知情藏匿罪人”条判罚。据此条“令得罪人隐避者，各减罪人罪一等”之规定，以宋江为例，宋江杀惜为“故杀”，按《宋刑统》“夫以刃故杀妾”条应处徒三年。柴进作为窝藏者所处刑罚较宋江减一等，“议宾”再减一等，柴进窝藏宋江应处徒二年。若严格依法，“柴进留宾”确属犯罪，虽可减轻但仍应处罚。可见，以法眼观之，《水浒传》中“逍遥法外”的柴大官人，恐为小说家言。
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宋故事与宋代法律体系研究”（项目批准号：20CFX008）的阶段性成果。作者：喻平，徐治政。来源：中国普法网、人民法院报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