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历史上，身份证是一个既年轻又古老的事物。说其年轻，是因为直到民国时期，身份证制度才在中国正式建立；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制度直到1984年立法确立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面前，身份证年轻得像个孩子。
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，但的确有两样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材料，那就是符牌与传信。相较而言，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，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。从功能层面看，似乎可以得出“符牌+传信=身份证”的等式，但从内涵及渊源来看，符牌、传信与身份证只是形式相近，本质却大不相同。
先说符牌。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。史书中最为古老的符牌当数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所记载的轩辕氏“北逐荤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”一句，这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。当然，五帝时期的历史并非信史，相比之下《周礼》的记载更为清晰，也更具说服力：“珍圭，以征守，以恤凶荒。牙璋，以起军旅，以治兵守。”珍圭与牙璋都是符牌的一种。珍圭代表的是君权，牙璋代表的是兵权，其内涵都是某种权力的物化与延伸。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。唐朝时，朝廷为了“明贵贱，应召命”，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、银、铜制的鱼符，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。鱼符分左右，左符放在内廷，右符由持有人随身携带，需要时“两相堪合”，便能确定持有人的身份。宋朝时鱼符被废除，但鱼袋保留了下来，文豪苏东坡便曾被赐予银色鱼袋，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。
到了明清时期，这种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时期的古韵，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。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；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了，还加上了编号、年龄、相貌特征、发牌年代等，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。
即便如此，牙牌与腰牌也不宜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身份证。这些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，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牙牌、腰牌与朝臣的补服一样，首先代表了官员的等级地位，而防伪功能只是基于这种等级地位的自然延伸。手握符牌的人，不是“有身份证的人”，而是“有身份的人”。
再说传信。作为传统农业大国，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并不算频繁，但终究不可避免。为了保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，传信便应运而生。
这里的传信不是“鸿雁传书”的意思，而是古代过关津、宿驿站、乘驿站车马的凭证。与符牌不同，传信一般是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，上面所记载的信息更多，通常会注明详细的申请和签发过程。《韩非子·说林上》中讲述道：“田成子去齐，走而之燕，鸱夷子皮负传而从。”这里的传即是传信，有些像是身份证、介绍信、预付卡的混合体，而且其防伪方式与符牌一样，都是“两相堪合”。
除了上述传信，还有棨（qǐ）这一相对特殊的传信形式。棨除了具有通行功效，还是地位的象征，只有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，故而比起普通传信来说更注重仪式感。棨分为信与戟。棨信是丝质的信件，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；桨戟为木质，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，这自然也是一般百姓所无福消受的了。
以上五花八门的传信，是不是能看作身份证的滥觞呢？当然不能。传信所针对的重点是“出入”这一事件而非使用者本人，如果没有人口流动，传信便没有了存在的必要，这与身份证的人身属性有着本质区别。
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、传信这种类似于身份证的证件，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呢？这个问题，倒是可以在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中找到答案。
在古代君主眼中，人口只是活动的“财产”，统治者并不希望这一“财产”具有较强的流动性，而希望其和土地一样便于计算、管理和利用。在这种视角下，户籍制度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，而与公民权利毫无关系。秦朝自商鞅变法后户籍制度越加严格，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的“照身贴”。人口迁移时不办理“更籍”手续即为“阑亡”，而“捕阑亡者”有赏——这之间的故事，倒与大航海时代美洲赏金猎人与逃亡奴隶之间的关系颇有几分相似。
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清朝颁布了《大清国籍条例》；后又以“宪政之进行无不以户籍为根据”为由，“参考东西各国之良规”制定了《户籍法》。当时的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洋人的地位高于华人，一些中国商人为了免受官府勒索欺压，纷纷加入外籍以寻求庇护。这部《户籍法》背后，实在是满载着一个没落王朝的血与泪。
清朝旋即灭亡，这部《户籍法》也未来得及实施，但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：在此之前，中国历朝的户籍制度都只是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；在此之后，户籍制度渐渐成为公民权的象征，终于在民国时期孕育出了真正意义上的身份证制度。当然，民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，其户籍制度与身份证制度也不免被打上明显的战时烙印。
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非朝夕之功。身份证虽然轻巧，但它却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户籍发展史，以及东西文化碰撞时那一段斑驳破碎的历史。
（来源：法治日报；文章节选自江隐龙《法律博物馆：文物中的法律故事（中华馆）》，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）